古代特殊的诉讼形式——“京控”制度的诞生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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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众所周知，中国封建时代君权至上，皇帝的权威无人可以侵犯，形成了一种威权社会，在此社会大环境下，统治者其实并不希望臣民产生强烈的权利意识，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去进行

众所周知，中国封建时代君权至上，皇帝的权威无人可以侵犯，形成了一种威权社会，在此社会大环境下，统治者其实并不希望臣民产生强烈的权利意识，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去进行诉讼打官司。

在统治者眼中，打官司这件事本身就是“民风刁顽”，抵抗权威，说得严重点就是对专制统治的威胁，但为了社会秩序稳定与维护统治，封建统治者又不能下令禁止臣民诉讼，反而还要制定一系列制度措施，保障普通民众的诉讼权，封建时代特殊的诉讼形式——京控也就因此形成。

也许很多读者对“京控”这一特殊名词不甚了解，但说起它的另一种叫法“告御状”，大家可就耳熟能详，不会感到陌生了，京控是古代法律制度体系内一种特殊的诉讼方式，类似于今天的上访制度，不过又与其有着些许不同。要想了解京控，就必须清楚古汉语中对于“诉讼”的定义，《易经》载“讼则终凶”，子曰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”

前者的意思是只要发生诉讼，无论胜负如何，最终导致不详的结果；后者，孔子的意思是说，自己听诉讼审理案件，也和别人一样，最终的目的都是不想让诉讼再产生。这两句话的初衷都是好的，即希望诉讼不再发生，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发酵，封建统治者将先贤“息讼”的意图其扭曲理解为“压讼”，即压制住官民诉讼上访的意图欲望，与之相匹配的就是京控的另一层次意思——截访制度。

封建统治者向来自诩公正不阿，要想顺利地教化万民，势必要在臣民面前显现自己“青天”的公正形象，即使发生了冤假错案、欺压百姓等不正之事，责任也全部都在出自地方官员，皇帝君王永远都是英明神武的，而以民告官罪加一等，要想让百姓放心地揭露地方官员的肮脏违法事迹，统治者开放了“进京上访”等合法渠道，此种方式上诉百姓无需担心自身安危，只要证据确凿，形成了舆论压力，往往都能通过上京城“告御状”取得一定收获，这是封建帝王实行德政的体现，也是底层百姓的一种政治寄托。

不过，京控上访虽然彰显统治者的德政，但又与其息讼目的，存在一定冲突，从整个历史来看，京控的效果其实并不明显，京控作为一种特殊诉讼形式的同时，也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，封建皇帝控制地方官员的一种政治手段，如同皇帝可以任意开启、关闭其他沟通渠道（言路）一样，皇帝也掌握着京控的开闭阀门。历史上，嘉庆皇帝即位后，不论是出于自身政治手腕，还是真的想要励精图治，进行一番作为，嘉庆帝大改乾隆时期严格限制京控的政策，表示自己一心“勤求民隐”，不许官员限制百姓进京上诉，还在百官面前宣称自己会抽空审阅每起京控案件卷宗，以免官官相护遮天蔽日的情况出现。

历代统治者对于京控，大体形成了一种中央为彰显“政平讼理”，地方官员为“劝民息讼”的博弈局面。对于如何保障百姓的权利，统治者并不关心，京控的实质不过是统治者内部的权力平衡，可以上升为政治斗争形式的一种。地方官员为了“息讼”，保护住自身或者自己所代表的某派势力，往往会不惜采取“截访”的方式，制止官民进京。历代都会出现被控告的地方豪绅派人抢走京控者的盘缠，或者干脆就是地方官员亲自出马派人截拿抓捕“上访者”，以阻止其京控上访，而这显然表明了地方豪绅与地方官员有着不可见人的钱权勾结。

道光十六年（公元1836年），四川陈某意欲京控上访，揭露地方不法事，陈某到达北京附近的涿州时，随身物品被窃，转而就地告官，当地衙役查验现场时发现状纸一张，州官得知此事后直接上报直隶总督琦善，后将陈某押解回四川原籍，命地方官员严加看管不令其京控上访。清末年间，此类事件比比皆是，尤其是在东南漕运系统中，地方官员甚至养着一批打手“专殴控漕之人”，东南从事漕运的百姓，控告无门，进一步激起民变，引发了一系列叛乱事件。

事实上，京控背后有着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，《周礼》“肺石听辞”、“路鼓之制”，即是百姓向统治者、中央政府上访的最早文献记载，路鼓随后演变为“登闻鼓”、“鸣冤鼓”，官民可敲响向皇帝“直诉”，然而，这种行为并不为统治者所喜，上诉者若是失败，面临的定是万劫不复的结局。《大清律例·刑律·诉讼》等律法条文中就明确记载了实行此事后果，这也不是什么诉讼法，完全就是恐吓“不让告状法”，全篇对于维护告状者权利只有“听讼回避”这一条规定，而打击“诬告”的惩罚条文则有26条之多、打击越级上访的“越诉”条目更是多达27条，剩下多是官府严厉打击“教唆词讼”等规定，可见封建时代在帝王“人治”下根本不存在公平公正的法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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